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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媒

甘孜日报    2022年12月16日

◎黄孝纪

蜜蜂在花丛中起落,吸取了花蜜,也无意间传递着花粉;劲风吹起了蒲公英的小羽伞,吹散了那花朵上原有的安定与团聚,却也将生命的种子播撒到了远近的大地……自然界生命的繁衍,许多时候都出于那些并不起眼的媒介的偶然推动,从而造就了生生不息的美好世界。人间的姻缘也是如此,总有一种媒介,一种偶然,将两颗心牵引到了一起,组成家庭,生儿育女。

数十年前的故乡,媒人还是说合一桩亲事的主要方式,甚至乡谚里说:“天上无云不下雨,地上无媒不成亲。”在乡人的朴素观念里,做媒是一种善行,一种热心。而乡间又不乏热心肠的人,年老的长者,亲戚,邻居,熟人,他们经常在某个偶然的时间和场合,就扮演了媒人的角色。因此,乡村多媒人,却也说不上谁是以此为业,只不过有的人乐此不疲,说合成功的多一些罢了。

在我们村庄,曾有两位老媒人颇有名声,一是有缘老太,另一个是熏保老汉。他们能讲会道,爱串门,爱打笑谈,又有耐心,平时处处留心,遇着有合适的后生和姑娘,就会去撮合,去说道,再三再四,不厌其烦。说成了,在男女双方定亲的日子,媒人自然成了座上宾。小夫妻结婚的大喜之日,也必定会备办了红包、猪肉、红蛋、新鞋垫之类的礼品酬谢媒人。此时的媒人,满脸荣光,受人尊敬,又倍觉有成就感。

常言道:“夫妻上了床,媒人扔出墙。”此话虽略带揶揄,却也是人之常情。一对夫妻过日子,若感情恩爱,过得顺心快意,加上又忙于耕种生产,忙于养育子女,不可能事事时时都惦记着媒人。做媒的人,其实也不会太介意。只是,有时媒人也会遇上烦心事,这主要体现在少数夫妻争吵之时,双方都怪怨媒人,甚至骂媒人瞎了眼,没给自己找到一个称心人。媒人两头挨骂受气,落得个好心没好报。熏保老汉就曾多次气得对找上门数落他的人大声嚷嚷:“你们不要来找我!你们好得流油的时候也不记得我,现在吵闹打架也不要来向我报告!” 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
纵然这样,乡间做媒的热心人,还是多得很。在我们村,我母亲也做成了几对。母亲做成的第一对夫妻,男方明星是我本房族的堂兄,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,女方冬娥是我外婆家邻居的女儿,按辈分叫我母亲姑姑。第二对,男方是我家隔壁邻居孝健,女方全彩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亲堂姐。应该说,母亲做媒看人准,又负责,两边都是亲戚和邻居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事实上,经她说合的这两对夫妻,长相与人品都好,又有手艺,明星是村里的豆腐匠,孝健是村里的木匠,几十年来他们两家都恩爱美满,勤劳善良。

母亲前两次做媒,我还没有出生。等她做第三对的时候,我差不多快上学了。那时,与我们家同在一个生产队的青年小伙子贱仁,正跟着孝健当学徒做木工。我母亲觉得贱仁诚实懂礼,人也标致爱学,就跟他做媒,介绍的女方是我们村前江对面小村油市塘的贱枚。贱枚的母亲运女,与我的母亲运莲,原是同村同辈,又都早年丧母,是童年时期就一直同病相怜的玩伴和苦命姐妹,我从小就称呼她大娘。贱枚几兄妹也向来叫我母亲满娘。我们两家几十年来是以亲戚往来,多有走动。在我母亲的说合下,这对般配的新人很快就成功了。记得他们结婚之日,我也是那热闹喜庆的送亲队伍中的一员。到了晚间,我还与村里的大人孩子一道,蜂拥着挤进摆了红木箱、铺了新被褥的洞房,向坐在床上羞涩幸福的小两口要喜糖,要荸荠,要红枣,要红花生,屋里屋外都是闹洞房的人,满屋子的欢笑,喜气洋洋。

随着改革开放,自由恋爱的风气,也在乡村渐渐盛行开来。故乡青年男女间的恋爱,更大胆,更主动,冲破了许多往日的藩篱与禁忌,传统意义上的媒妁之言,越来越少了。尤其是进城打工热潮的兴起,村中大多数青年男女走出了祖辈父辈一辈子困守的山乡,走进城镇,视野更加辽阔,接触面越来越广,牵线搭桥谈情说爱的方式丰富而多元,远嫁的,远娶的,成了这个人员大流动的新时代的寻常之事。

我的三个姐姐中,大姐荷花嫁得最近,就在我们村对面的油市塘;二姐贱花次之,也不出本乡,她们两个都是依了媒妁之言而成家的。只有我的三姐春花,远离了本乡,所嫁之人,是我的高中好友运星,而我竟然不经意间充当了他们相识相爱的媒介,这是我们谁也不曾料想到的。而我的妻子,也是在我年轻时的一次偶然郊游中,因为朋友的一句笑谈而相识相爱的。

婚姻就是这么奇怪,总有一种缘分,一种不期而至的媒介,将两颗心两个人牵引到一起,共度一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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